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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必須記住：如果英美人士中有人仍然擔心蘇聯會單獨媾和，那末，很多(就算不是大多數的話)蘇聯官員對英美也很不信任，認為西方國家是故意採取觀望態度，希望看到俄國和德國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把戰時生產的詳細情報交給這樣一些不可相信的盟國，那只會使它們更為精確地估計出俄國方面的力量正在如何衰退或增進，因而會讓它們相應地調整作戰物資的遞交工作。對許多俄國官員說來，美國方面要求他們提供軍事和經濟上的統汁數字作為進一步援助的先決條件的任何嘗試，似乎都會成為他們懷疑的證據。
1941年夏季史達林和霍普金斯的倉促的談判以及同年秋季哈里曼-比弗布魯克代表團所商定的議定書，為戰爭頭幾年中俄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確定了形式。實際上，俄國只不過是半個盟國，根本就沒有和它達成一種稍許近似英美之間發展起來的那種協調一致的戰略的東西，而且在英美兩國同俄國薄薄的表面關係下面潛伏著一個互不信任的陰影。
同這種關係相適應，美俄兩國政府之間接觸的渠道一直相當受到限制。不錯，羅斯福和史達林是有私人信件往來的，但是這種通信同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幾乎每天通信的情況相比，在數量上要少得多，而在內容上則大都流於形式。俄國的採購委員會大體上同英國的相應機構享有同樣的權力，但一般說來，俄國官員私下對美國官員都敬而遠之，交往以公務為限，另外加上一些毫無意義的社交活動。在美國同俄國的關係中，正常的外交聯絡途徑，仍然遠比在美國同英國的關係中重要，不過羅斯福通常也委託霍普金斯和哈里曼那樣的私人密使到莫斯科去進行關鍵性的談判。
(四)影響盟國合作的美國政府的特性
戰爭使美國政府的行政工作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新機構不斷增加，疊床架屋，互相傾軋。雖然常常作出努力，進行改組和更換領導人員，但各個機構內部的權力和責任不大可能說是已經劃清了界線，更不用說各個機構之間劃清了權限的範圍了。經濟動員的最值得注意的後果之一就是，許多實業人士轉移到華盛頓來接管了經濟部門中的許多重要職位。這些人一般都是初次參加政府工作的，這一點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例行公事和常規手續的羈絆對於新來的人影響不大，有些人至少還樂於擺脫開行政上的慣例去應付未曾遇到過的新情況。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正是由於這種想簡化文牘主義的繁複手續的願望，造成了政府內不同部門之間時常在權限方面發生衝突。
各級都出現了衝突。例如，在陸軍軍需處同戰時生產局之間就不斷發生爭執，其中的利害關係不外是對整個美國經濟的控制。此外，陸軍和海軍在物資供應、人力、指揮權等等方面彼此也常常發生衝突。在政府的同一個機構內，個人的衝突往往也一直要斗出個明白來才能罷休，例如，助理國務卿薩姆納&iddot;韋爾斯同他的頂頭上司科德爾&iddot;赫爾之間長時期存在著的一系列半公開的爭執。
總統作為政府行政部門的首長，他的職務往往更多地是一個調停人而不是一個管理者。總統的繁重已極的任務，意味著羅斯福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制訂出一個明確的行政制度來。而且他的個性生來就是那樣，以致他無論如何並不想設法把官僚機構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他寧可等到某種危機出現時再出面解圍。
能夠向總統提供意見，是戰時最可寶貴的特權之一；哈里&iddot;霍普金斯就是靠具有這種便利，才能起到他那極不尋常的作用，由政府中原有各部的首長組成的正式內閣，不曾也不能起到英國內閣那樣的作用，就因為戰時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給了同任何一個內閣成員完全無關的專門的臨時機構去辦理，這些機構只向總統負責。重大的決定通常並不在內閣的正式會議上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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