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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见一斑。
宋金两国的榷场贸易极大的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金国主动吸收南宋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女真族的发展和进步。金国的各种物资和文化与南宋交流，也为南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作为宋金双方榷场贸易中代表的盱眙、泗州两处榷场，它们的存在减少了对方的敌对情绪，给人民带来一种和平的气氛，对饱受战火蹂躏的沿淮两岸经济的复苏，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泗州榷场一年的收入达五万多贯，而盱眙榷场更是高达二十万贯，这还是宋金边界一处榷场带来的收益。
如果把宋金边界大大小小的榷场加起来，南宋在边境贸易中可以说赚的盆满钵满，完全可以覆盖交给金国的岁币。
农业和贸易的双管齐下，导致南宋初年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
市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宋朝，而秦桧当政的绍兴时期（1138-1155年），市镇经济被彻底发扬光大。
临安城四郊十五里内新增市镇七处，同比宣和六年（1124年）增长两倍多；建康城近郊新增市镇八处，增长率达四倍；此外绍兴城外十公里新增各级市镇十九处，台州城外市镇增长九处。
经济重心的南移给了南宋新的活力在长江流域大力发展市镇经济，大量市镇的繁殖意味着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高昂的商税，与此同时商税在总税额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以绍兴府为例，从北宋宣和年间至南宋绍兴十七年，绍兴府的商业税由贯增至贯，增长79.21%，其中商业税占总税收的27%增至45%。
由此可见，在秦桧把持朝政的这短时间内，市镇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商税为核心的政府税收模式建立起来，以市镇为核心的城乡布局逐渐形成。